在选择职业时
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
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
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
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
相反，人的本性是这样的
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
自己才能达到完美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
他也许能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
但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

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
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
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
就曾为人类而牺牲了自己
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
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
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
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
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
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
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
面对我们的骨灰
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小米模式所主张的性价比模型
并不是追逐片面的便宜
而是一种价值回归
从商业效率角度看
是一种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追求
关于幸福感的理论众说纷纭
其中最打动我的是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著名的幸福方程式
幸福感 = 效用/欲望
这个简洁的公式说明
一个人的幸福程度与获取的效用成正比
而与个人的欲望成反比
效用是一个经济学术语
一般指“消费者对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或投资的相对满意度的度量”
在效用一定的情况下
欲望越小，人们感到越幸福
在欲望一定的情况下
效用越大，人们感到越幸福
小米模式打破了不合理的溢价
通过对效率的不断改进、对品质的极致追求
在同样的价格下为用户带来用料更足、设计更好、品质更高的产品
让用户有理由充分信任我们
从而将交易成本降到最低
让全球所有人都可以用最低的综合成本享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美好生活
得到最大的效用

我这一辈子
已经有了三次非常激动的时刻
第一次我激动的时刻是在1955年
我被允许回国了
我要向我的恩师告别
他很有感慨地跟我说
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
我一听他这句话呀
我激动极了
第二次心情激动
在建国十年的时候
接受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我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这第三次心情激动
读了史来贺传的这个序
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跟钱学森
作为四十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
我简直心情激动极了
我说我钱学森呐
现在我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了
而且我跟劳动人民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那我激动的不得了

一个人活下去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不过占有几十个年头的时间罢了
正仿佛多数人的愚昧与少数人的聪明
对生命下的结论差不多都以为是
“生命的意义同价值是活个几十年”

次一等的聪明人，同次一等的愚人
对生命的意义同价值找出第二种结论
就是“怎么样耗费这几十个年头”
然而生活得失取舍之间
到底也就有了分歧
聪明人要理解生活
愚蠢人要习惯生活

而心性绝顶聪明，为人却好像傻头傻脑的人
看出生命的意义同价值，原来如此如此
却想在生前死后使生命发生一点特殊意义和永久价值
这种人自然也只能活个几十年
可是，他的意见，他的风度，他的文章
却可以活在人类的记忆中几千年
一切人生命都有时间的限制
这种人的生命又似乎不大受这种限制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这是一个真正明白生命意义同价值的人所说的话
能说这话的是个伟人，能理解这话的也不是一个凡人
说这话的人生命的耗费，同懂这话的人生命的耗费，异途同归
完全是为事实皱眉，却胆敢对理想倾心
他们的方法不同，他们的时代不同，他们的环境不同，他们的遭遇也不相同
相同的是他们的心，同样为人类向上向前而跳跃

这些年
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
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
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
我出于责任感
粉碎“四人帮”以后
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实行了改革开放
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
并没有完全清除
随着经济的发展
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
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
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
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
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
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
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
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
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
又必须从国情出发
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改革只能前进
不能停滞
更不能倒退
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我知道
人们不仅看我说什么、我的理想和信念
更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
我可以对大家讲
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只要还有一口气
我就奋斗一天